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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支部毕鹏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

  • 创建于 201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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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一个从前很少提到的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总书记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五)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关于第一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现如今,媒体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广,早已经不限于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介,信息的传播速度已经大大加快。这也同时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之间的战场,即舆论战场。但是在这个战场上,我们仍然如一百年前一样,处于要被别人用大炮打开国门的时代。发生了负面新闻,我们总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唯一的反抗手段就是封锁消息。但是在如今的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媒体,每个人都有发出声音的机会,更不用说别有用心的组织,这个组织还可能拥有训练有素的、兵种齐备的舆论“军队”。

   我们的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究竟怎么样呢?我们从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就可见一斑。网传某幼儿园发生虐待儿童事件,后被证实为儿童家长造谣,在公安局已经发出案情通报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对公安局调查结果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部门在早期对事件的处理方式不当。谣言刚一出现,我们的宣传部门首先采取的措施不是辟谣,不是公布真相,而是删帖,禁止评论。中华民族从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明白了疏比堵更有效的道理,而直到今天我们的舆论工作还停留在堵的阶段。我认为,谣言固然止于智者,但当智者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谣言更多地止于真相。而一味地删除已经传播出去的谣言,对真相只字不提,只会让人们认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内幕,传出更多的谣言。

   2.官方媒体的公信力被透支。公安局的案情通报中提到监控记录损坏,成为人们怀疑的主要焦点和后续造谣的主要依据。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去频繁地看监控记录,治安很好的情况下可能几个月几年都没有人去管,那么设备除了问题自然没有人发现,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早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中,确实有拿监控坏了当借口掩盖真相的案例,这些案例一次一次地透支着官方媒体的公信力,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针对以上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传播真相,用“疏”代替“堵”,当人们认为一个媒体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那它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自然就有了。

   关于第三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从习总书记担任国家主席以来,我们发现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越来越重视,从街边的宣传画,到体育频道的围棋赛事转播,生活中的很多地方都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很多现实问题老祖宗已经做出了尝试,并且得出了结论,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再走一遍弯路,可以把时间花在解决新的问题上。

   不过传统文化的传播有时有一些误区,传统文化毕竟是老祖宗的东西,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阶段得出的结论,有相当一部分不适应现代的社会。像近期出现的一些所谓“女德”培训,有相当的观点是取自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不是为了传播传统文化,而是为了哗众取宠,谋取私利。

   但是我个人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很难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穿插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说在利用的时候取其精华,但是在传播的时候如果去其糟粕,那么可能只能剩下零零碎碎的精华,不能完整地传播。比如说我们普遍认为古代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是不公平的,当然在父系社会中男女地位不平等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其实古代婚姻制度中是有对女性的保护措施的,而一些对女性的压迫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古代有“七出三不去”的说法,起源于汉代,在唐代成为正式的法律制度。所谓“七出三不去”,“七出”是指男性休妻的标准理由,“三不去”是不得休妻的理由。“七出”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不顺父母,即不孝顺父母;无子,即五十岁之后仍没有生儿子;淫,即道德败坏,破坏伦常;妒,即嫉妒,会破坏家族团结;有恶疾,即有严重的疾病,因为不能参与祭祀活动而要被休;多言,喜欢说别人闲话,容易造成家庭不和;窃盗,即偷东西。“三不去”包括: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有所取无所归,指结婚时女方父母健在,休妻时已去世,女方被休后将无家可归;与更三年丧,指女方与男方一起为男方父亲或母亲守孝三年,这时女方被认定为男方的家族成员,死后能够葬入男方祖坟,故不能被休;前贫贱后富贵,指结婚时男方生活贫困,之后富贵,因为女方与男方共同度过了艰难的生活,故不能被休。

   从“七出三不去”这样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有一些放在现在不是很合适的内容,比如无子者出、有恶疾者出,但是也有很多放在现在仍然适用的内容,很多道德标准是从古至今没有改变的。像这样的内容传播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其糟粕?我认为并不可行。我认为去其糟粕应该在使用的时候进行,而不是传播的时候,不然绝大多数精华都因为混杂了糟粕而无法传播。

   关于第四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我认为这其中可以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日本的文化输出非常成功,他们传递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文化作品中的人物。我想要宣扬什么样的价值观,我就让我塑造的人物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们喜欢这个人物,自然也就容易接受他的价值观。这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我们想要宣扬的事物却总要通过喊口号的方式来表达,而不是塑造一个受观众欢迎的角色。我们偶尔有一些好的作品,比如《人民的名义》电视剧,但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没有充分达到宣传目的。本身电视剧的主角是侯亮平,但这样一个高大全的人物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印象,最受人们喜爱的反倒是李达康这样有一些小缺陷的人物,甚至是祁同伟这样的反派人物。漫威之父斯坦李接受采访时表示,超级英雄什么的,当然要有点缺陷才行!他们是在想怎样让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能够深入人心。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知道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还是在监管部门的授意下,一直在用喊口号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宣传,这样效果自然就像老师上课念课件一样让人昏昏欲睡。还有日本的一种文化宣传的方式,日本的游戏和动漫产业非常发达,日本人不仅仅利用这个优势赚钱,还利用这个进行文化宣传。比如《战舰collection》这个游戏,它就利用拟人化的方法,把二战中犯下了累累罪行的日本军舰包装成了漫画角色,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人们忘记战舰的本来面目,从而掩盖他们的罪行。比如说当年日本刚刚买来宙斯盾的时候,马上就把宙斯盾搬上了那一年的《名侦探柯南》剧场版,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世界耀武扬威。这里我无意批判日本这种美化战争的行为,我只想说,他们的文化宣传的方式非常巧妙,领先我们一百年。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鉴这样的宣传手段,多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想要传递的价值观融合到一个角色身上,而偏要干巴巴地喊出来呢?

   我们从邓小平时代就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实际上一直到近几年我们的物质文明都远远超前于精神文明,好在近年来我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只要我们能够不断地自我完善,想必我们的发展道路也会越来越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