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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雅兰:不做时代的落伍者

  • 创建时间: 2016-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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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37韩雅兰致父母

韩雅兰,陕西省蒲城县人,1905年生。二十年代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赴上海,后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36年6月毕业,不久返回西安教书。1936年底她瞒着父母去了延安,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此处展示的家书是她从延安写来的,详细讲述了自己去延安的缘由并介绍了延安抗大的情况。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奉党的指示返回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参加陕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1943年6月不幸病逝,终年38岁。

家书原文

家书1

家书2

家书3

亲爱的父亲、母亲:

儿过去曾寄过几次信给大人,想早赐阅矣。但至今未见大人的训示,想大人必因儿不告而走之故怪罪于儿,生气不理了,所以儿对此点终不能安心。

最近有友人从西安来此,听说父亲和母亲对儿之走很觉伤心,祖母恐怕更难过。儿听了,心中也万分凄惨。大人平时想最知儿之心性,也最疼爱儿的,这点儿早已深知,同时也是儿一往对家庭留恋的主要原因之一。当那年玉妹被捕之事发生[1],大人连年节都不过了,星夜的赶到上海,为她设法,使儿等更感到父母爱儿女之心太迫切了。那时父亲回家后,曾给儿一信,嘱咐儿应安心读书,不要再像玉妹一样教大人担心睡不着。那时儿接读信后,难过了几天,想想我们真有点对不住父母之爱。此后儿是时刻都不会忘记父亲痛心的话,然而儿不愿作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同时又被感情支配着,这极痛苦,大人是不会了解的。谁料前年又遭受圣域这样的侮辱[2]。为了不愿使大人难过,为了孩子的问题,忍耐一切痛苦到现在。但是从那时起,儿已认清自己应走的正大的光明的道路,更认清了一个女子不应只靠一个丈夫。若完全依靠丈夫,结果会落得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苦境。亲爱的慈祥的父亲母亲,假如儿没有大人的疼爱和体贴,假如没有求得一点不受人欺侮的知识,那儿现在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圣域他固然给了我苦头吃,然而他也毁灭了他自己。儿想,他所受的损失或者比儿还要大呢。儿已受够了痛苦,儿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自己毁灭自己。儿应走自己应走的道路,光明的有真理的道路,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子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一点有意义的事业,总比被人家气死有价值的多。这就是儿此次来延安的主要原因,请大人想想,章乃器、沈钧儒[3]他们都起来挽救国家,儿受家庭社会的养育一场,怎能坐视不顾?所以儿决定来此学习一点真实学问,去应社会,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方法。

大人爱儿也必知儿之性,对任何事,决不会轻举妄动,儿都经过长期的考虑过。这次到三原晓得了此地招生的事,儿曾经仔细地考虑过后才决定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回西安面商于大人。想大人看现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也许会不再生儿之气。总之,儿不是不懂事的,盲目的瞎跟人跑的,跟人说的,儿现在所走的爱国的路,想必能得社会人士的谅解的。恳祈大人恕儿不告之罪,而仍以从前的爱儿之心来爱儿,则儿幸甚。

这里[4]的物质生活比较外边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面快乐的多。什么话都可讲,很自由很坦白。凡是到这里来参观的没有不对这里发生好感的。前天来了两位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申报周刊编辑,他们参观的结果,印象非常的好,今天已经走了。最近外边到此地来的参观的非常多,时常有人来。

这里学校对于学习方面,教员讲的很好,同时很注重研究性质,学生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得的益处很多。儿觉得在这里的几月学习比外边学校几年的学习还要得的益处多。

由西安来的学生很多,各地都有,赵师长的女和子[5]都在这里,好些熟人,所以请大人放心。不要以为儿作的不对。这样多的人都和儿所作的一样,此地女生已有三四十人。敬祝健安。

                                                                                                                            漂泊的女儿[6]敬禀

                                                                                                                                                                 4.18

【家书背后的故事】

这封家书是我母亲从陕北延安写给我外祖父、外祖母的,时间是1937年4月18日。

我的母亲叫韩雅兰,1905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1930年3月与我父亲一起赴上海,后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36年6月,母亲从复旦大学毕业,同年秋,由上海返回西安,在西安女子中学教书。1936年底,赴延安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学习。抗大第二期是1937年1月开学到8月结束。我母亲是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学员。

母亲走之前没有将此事告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到延安后虽曾几次写信回家说明,但一直未接回信。她怕老人生气,故于4月18日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自己去延安的缘由并介绍延安抗大的情况以便父母让谅解、放心。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母亲奉党的指示返回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参加陕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后患病,于1943年6月病逝,终年38岁。

母亲自我3岁时就离开了我,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再加上当时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作为地下党员根据党的组织纪律,她不可能把所从事的工作,担任的职务告诉我这个还在上初中的孩子,因此我对于母亲的情况基本不太了解。母亲去世后,由我外祖父和舅舅在西安南郊买了一块墓地安葬。解放后,1957年夏,因为公社化,村里要收回母亲的墓地,我赶回西安,把母亲的棺木迁往南郊三兆公墓(文革中许多墓被平,母亲的墓现在也找不到了)。因为要填写墓穴申请单,问了家里人及母亲生前的朋友,才知道母亲的具体生辰并且听说母亲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西安市妇委。

这封信母亲生前没给我看过,母亲去世后,外祖母把母亲的遗物交我保管。我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了这封信,六十几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作为纪念。2010年听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正在收集民间家书,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不可能再把这封信长期保留在我的手边,捐给博物馆也许可给后来的人研究当时的历史多少会有些帮助。

我的外祖父名叫韩望尘,外祖母名叫原蕙。外祖父生于1888年,原籍陕西省蒲城县高阁韩家村。1906年入陕西省第一师范学堂学习,在此期间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陕西的反清革命活动。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一说是庆应大学)学习。1916年袁世凯窃国称帝,他愤而弃学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18年于右任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组建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他先是在靖国军总部工作,后到靖国军第三路军第一支队杨虎城部工作。从这时起,他与杨虎城结成莫逆之交,协助杨部的巩固和发展。1930年,杨虎城率十七路军回陕主政,他由杨推荐,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的省印花烟酒税局局长、西安绥靖公署参议等职。西安事变期间,他积极支持张、杨的义举,响应中共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号召。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离陕并被关押,杨部遭受迫害,他不避危险,亲身参与处理善后事宜。拒绝国民党为其恢复党籍的企图,出任《西北文化日报》总社长,坚持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帮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与杜斌丞、杨明轩一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筹划和建立工作,担任总支部财务委员。

解放后,外祖父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活动,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工商业改造等。先后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和西安市副市长。“文革”期间,虽然遭受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坚持对党的信任。

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被推举为第四届全国人大陕西省特邀代表之一。当他正满怀希望准备最后一次去北京见一见毛主席、周总理时,1971年9月21日因患脑血栓而逝,享年83岁。

信中提到的玉妹是指我母亲的弟媳,即我的舅母杨玉珊。这里先介绍一下我的舅舅韩钝初。舅舅1906年生于蒲城县,在陕西读小学,中学时外祖父把他送到天津南开中学。大革命时期,曾在我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学习,是共青团员。1928年末赴日留学,入明治大学。1930年回国,正值杨虎城回陕主政。杨为了培养人才,出资派遣青年出国留学,他和王炳南、江隆基被派往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30年代中期回国,此后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先后担任西安二中教员兼事务主任、三原东里堡靖国小学校长等职,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前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活动。解放后,先在中苏友协工作,后任陕西省对外友协副秘书长。60年代初,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后患癌症于1969年病逝,终年63岁。

舅母杨玉珊1904年生于蒲城。20年代入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女师中共第一届支部委员,是大革命时期西安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末赴日本留学,入明治大学。1930年初,因参加中共与日共在东京举行的“银座暴动”,被日本警方逮捕。其时她已怀孕,于日本生子韩望德后,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返回上海。此后,她进入复旦大学教育系读书,同时在中共沪西区工委领导下,深入工厂,做女工工作。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出狱。在上海期间,曾经在王炳南家住过一段时期,后绕道香港,返回西安。此后,虽然因被捕入狱失掉党组织关系,但仍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西安的抗日救亡和妇女运动,如为《西北妇女》撰写抗敌支前的文章,同时在西安作秀女中、长安县中、临潼县中任英语教员。抗战胜利后,经常参加西北民盟的各项活动,筹办《新妇女》杂志,积极参与反帝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重新入党,回到党的队伍中来。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舅母先后担任西北妇联宣传科科长兼西安市妇联秘书长、西北助产学校第一任校长。1951年调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学习。1953年任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处副处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并降级。60年代初被摘掉右派帽子,以脱帽右派身份调往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参与筹办、出版《陕西省文史资料》等工作。1968年3月因病去世,终年64岁。1979年经陕西省委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原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决定。

我的父亲王圣域,1895年6月生于陕西省蒲城县富王村,先在乡村私塾读四书五经,后在蒲城县城小学读书。1913年秋,入同州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1917年秋,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19年春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夏,从北师大毕业。同年秋回陕,先后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第一中学以及民立中学任理化教员。1925年11月初,赴上海为学校购买理化仪器。在此期间,经同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国民党陕西临时党部派遣,他与魏野畴等三人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初,当选为陕西省国民党正式省党部候补执委,积极参加陕西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活动。

1931年,陕西省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父亲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逐渐丧失了革命者的斗志,贪图个人生活的安逸。1935年,就在我母亲即将大学毕业回陕之前,他花钱在老家蒲城农村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对我母亲谎称买了一个书童,实际上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小老婆(对于这个女人,母亲生前没有说过任何批评指责的话。纳妾的责任,主要在我父亲。她是个农村小姑娘,大概也没有念过几天书,和现在社会的所谓的“第三者”不一样。她是被动的,在破坏这个家庭上,她是没有责任的)。在旧社会,男人娶小老婆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但母亲认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实在是不应该,并且是对她的一个侮辱。我母亲几次劝其悬崖勒马,改正错误,他始终不听,从此我母亲就没再回过这个家,而他也逐渐沉沦,遭到进步朋友的唾弃。因为在西安待不下去,他就回到老家蒲城,还一度参加国民党,担任蒲城县立中学校长。(据说在此期间,他也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解放后,经过学习,他先在西安菊林中学任教员。1952年冬,调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任委员。1954年,调任华北博览馆任副馆长,该馆撤销后,又调任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任副馆长。“文革”期间被遣返回老家农村。“文革”后一度担任县政协委员。1987年冬因病去世,终年92岁。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特别为国科大笃志网提供文图。

 (韩蒲口述,孙思怡记录整理

[1]指写信人的弟媳杨玉珊,她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上海被捕。当时因为写信人的弟弟在国外上学不在家,其父得知这个消息后,抛下全家老小,孤身一人,连年节都不过了,赶往南京、上海,企图设法营救,但未果。

[2]此处指1935年写信人的丈夫纳妾之事,详见“家书背后的故事”。

[3]指1936年11月22日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之事,史称七君子事件。

[4]这里指陕北延安和抗大。

[5] 赵师长,指杨虎城部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抗战期间,原杨部被改编为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赵任三十八军军长。1941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赵为中共党员。解放战争期间,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解放后,先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陕西省省长等职。1965年6月,因病去世。其女指赵铭锦,当时她也在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学习,抗大毕业后,由罗瑞卿等介绍入党,组织《血花剧团》派往杨部三十八军工作,后入学校学医,解放后担任医生。其子指赵元介,抗大毕业,长期从事戏曲教育工作。

[6]因为写信人是在延安,信要寄往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所以没有署名。写信人从1930年离家到上海,在外多年,后由于丈夫纳妾,她有家不能回,所以这里给父母写信就署了个“漂泊的女儿”,没有署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