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26年11月 陆更夫致希圣五弟家书
陆更夫(1906—1932),四川省叙永县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分配在叶挺独立团做政治工作,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11月,北伐途中的陆更夫从江西高安给五弟写下了这封家书,正面是家信全文,背面还绘上了北伐战争进军线路略图。1927年底,陆更夫参加了广州起义,后任红四师十一团党代表。1928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在中共北方局、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2月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次年3月,两广省委机关遭破坏,陆更夫等被捕入狱。7月,在广州市东郊石牌村从容就义,年仅26岁。这封家书是陆更夫烈士唯一幸存的遗墨。
【家书原文】
希圣五弟:
前在高安寄上一函,想已收到。我在高安已住二十多日,现南昌(江西省城)[1]已克复,三、二日后,我将到江西省城去了!我们的军队由广州出发,我也由湖南,湖北,江西,将来不知能否到南京、上海。南昌到汉口只需二日,汉口四日到重庆,要是我回家也很容易,不过我现在不能回来!
我很久没有得到家信了,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久我该可以决定交信地点,决定时再通知你!
父亲现在何处?我不知信该交什么地方!母亲近来想也安好无恙!我现在的身体很是安健,能吃苦!不害病,这是母亲和你们都喜欢的!
到南昌时再和你通信!你读书的进度怎样?你该自己管理自己!
敬祝
母亲安好!
更夫由万里外的江西[2]
[1]()中的文字是作者原注,下同。
[2]此信写于1926年11月6日。
【家书背后的故事】
这封信写于北伐战争途中,信中希圣五弟即我父亲。由于战乱,颠沛流离,辗转一个多月才到四川叙永家中。这封信是我伯父陆更夫烈士所寄诸多家信中唯一幸存的遗墨、孤品。正面是家信全文,背面还绘上了北伐战争进军线路略图,供家乡的亲人了解北伐战争的进展情况和亲人所在的方位。地图旁边还用小字标注:“南昌文物‘滕王阁’被军阀所毁,实在可惜!”体现了伯父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我的老家在鸡鸣三省的川南革命老区叙永县,这个边陲小镇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我爷爷陆晓晴,终生从教,奶奶是贤淑的家庭妇女,父辈兄妹七人,全靠爷爷教书度日,十分清贫。我父亲陆德夫(名承志,号德夫,排行第五)生前一直珍藏着一封珍贵家书,也就是我的伯父陆更夫写给他的家信。
1983年,我与叔父受四川省委党史办、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辑组的委托,赴全国各地,调查采访陆更夫烈士生前的同事和战友。在中组部、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撰写的《陆更夫烈士传记》被中央和省市采用,并载入《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在采访中我才知道伯父是鲜为人知的我党早期革命家。
我的伯父陆更夫,1906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叙永县。1920年考入叙永联立中学(现叙永一中)十二班学习,1923年考入高师联中(现四川大学)学习,同年加入青年团。在校受恽代英、肖楚女等老师的影响,创办了《心波》、《红涛周刊》等刊物,宣传革命。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分配在叶挺独立团做政治工作,参加北伐战争。
1926年11月,身为叶挺独立团某部政治指导员的陆更夫,在北伐转战途中,从江西高安给我父亲写了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虽然距今已80多个春秋,仍保存完好,字句清晰可见。
伯父随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转战数省,最后胜利到达武汉。1927年在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工作。当时,“陆更夫和陈毅是学校党的负责人”(徐向前元帅语)。陆更夫时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主编《革命生活》日刊,曾任军校“讨蒋大会”筹备委员、特别总部负责人,其间曾多次署名发表《斥蒋介石!》、《再斥蒋介石!》、《蒋校长到何处去了!》等讨蒋檄文,轰动武汉。
1927年底,陆更夫南征回广州,与徐向前、程子华等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陆更夫任教导团一连连长,带队攻打市公安局。叶剑英元帅曾说:“陆更夫很有才华,能说会写。”在广州起义中,陆更夫的女友郑梅先在战斗中牺牲。伯父强忍悲痛,“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他带领战士们攻占了市公安局,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广州起义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黄克诚语)他们在海陆丰根据地与彭湃会合,成立了红四师,“徐向前是十团党代表,陆更夫是十一团党代表,后徐向前任师参谋长,陆更夫任师政治部主任”。[1]
1928年陆更夫受中央指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30年回国,先在中共北方局搞党务工作,后调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工作。
据我父亲回忆:1926年“大哥从广州、南昌等地寄回一些《晨报》、《创造社刊》、《中国青年》等刊物,都是他认真读过,看完后又全部寄给我的,叫我好好学习,并告诉我要把它们收藏好。在我家的对门,住着一个靳鸣霄老师,是父亲的朋友,也是我幼年的老师,不久他去了上海,回叙永后他曾告诉我说,1930年在上海,经常见到大哥出入于叙永同乡李铁夫的公馆。李铁夫是川军24军驻沪办事处处长,他的夫人何彦庄博学多才,极有水平,经常有同乡、党员在他家聚会。因为他们属于进步官僚,支持共产党,对地下党人有掩护作用,比较安全。靳老师说,他看见大哥随身带着许多美钞、港币,看来钱多得很。他曾对大哥说:‘你父亲去年因病逝去,家中兄弟姐妹又多,经济相当困难,你最好对家里给些经济资助。’大哥回答说:‘这些钱我没有资格私人动用分文,所有的钱都是党组织的,我仅仅是负责保管,这钱只能用于革命。’有次靳老师回叙永,专门叫大哥给点钱带回叙永家中,大哥分文未给。当时家里还挺有意见,现在看来大哥身为共产党人,是相当廉洁的。”
1931年10月,受中央指派,陆更夫任中央巡视员到广东检查军事工作,同年12月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
1932年3月,中共两广省委在广州召开常委会时,因省委一委员被捕叛变,致使省委机关遭破坏,陆更夫等四位常委均被捕入狱。7月15日,伯父被敌人押赴位于广州市东郊石牌村的刑场,从容就义,年仅26岁。
伯父短暂的一生,是彻底革命的一生。从他1923年离开家乡参加革命时起,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其间曾先后寄回家书十多封,有时还随信寄回各种革命刊物叫弟妹们学习,争取进步。然而,因时事变迁,伯父的珍贵家书,仅幸存一封,实在可惜!
记得解放后的1952年,父亲陆承志曾将他精心保存的武汉军校《革命生活日刊》几十期合订本,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曾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教授的回信,高度赞扬我父亲的这一行为,信中说:“我们感谢您们保存令兄陆更夫烈士遗物的功绩及捐赠给我党中央的厚意,令兄陆更夫是1927年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全国解放后,我的祖母亲严兆莲仍健在。叙永县委、县政府非常照顾烈士母亲,逢年过节,县领导都会登门拜望,并送来礼品,这对老人家是极大的安慰。祖母直到90高龄去世,一直得到政府的关怀和尊重。
1984年,我曾与伯父的同乡、同学周惠泉、熊雨村(黄埔六期毕业,叙永县人,伯父生前的战友)等有过书信往来。他们说:“在黄埔军校有人笑更夫‘更夫者,打更匠也!’(四川话,巡逻打更的人)更夫笑曰:‘眼前中国就需要更多的打更匠,彻夜巡逻,警惕匪盗,报晓黎明!打更匠有什么不好?’”他们追忆到,“在武汉军校时,更夫在校于军事、政治悉心学习,购买革命书籍甚多,如《向导》、《中国青年》等,从不乱花钱,只有买书癖好。每次见面总关切地问他们:‘现在读何书,有何感想心得?’并与之共同探讨,感受非浅。我等与更夫情同手足,无论是江西途中,还是广州起义,均互相关心,每当有弄不清的问题总是向更夫大哥请教,使我们受益良多,终身难忘。”
1928年,在赴苏联留学期间,伯父与其战友黄海明(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胞妹)相识、相恋,结为伴侣。1931年学成回国,因黄海明身怀有孕,留在上海妇女部工作,陆更夫被中央军委派到广州,不料此次分手,竟成诀别!
1932年7月伯父牺牲时,正值他们的女儿出生,当时伯娘母女成了孤儿寡母,无人照应,境况十分艰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危难时刻,是帅孟奇(解放后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表党组织亲临医院,安慰和照顾病中的母女俩,使烈士女儿得以幸存,并为她取名“陆曼曼”。从此,帅孟奇大姐一直关心照顾烈士遗孤,曼曼也一直称帅孟奇为外婆。1945年,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期间,陆曼曼曾代表烈士子女在大会发言。平生未曾见过父亲一面的烈士遗孤,在党的培养下,健康幸福地成长起来。1983年我专程赴京采访帅孟奇大姐时,帅大姐还从个人影集中将珍藏的陆更夫烈士赴苏留学时的照片赠与我存念。
建国后,伯娘黄海明先在山东省妇联工作,后调北京任轻工部副部长。陆曼曼,1948年赴苏联留学。解放初回国,先在上海机床厂工作,后调北京。曼曼的爱人潘先觉是航天工程师,大学教授。两个儿子均分别毕业于哈军工和上海交大,事业有成,一家三代过着幸福的生活。伯父在天之灵有知,也当含笑九泉了!
2005年6月,欣闻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五家单位发起抢救民间家书活动,拨动了我家一段封存近百年的故事。我亲自把伯父这封珍贵的家书送到了北京,捐赠给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并于2006年5月作为首批民间家书之一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陆能)
[1]见朱道南著《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
陆更夫烈士家属合影,中排左为陆更夫大姐陆承雯,右为陆更夫弟弟陆达夫,中为弟媳章文,后排右为陆能,左为陆能母亲孙竞侠,前排男孩为陆能的儿子陆逊,女孩为陆能的侄女陆刘兴,摄于1985年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特别为国科大笃志网提供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