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高校是科技伦理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要阵地，肩负着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科技伦理意识、完善科技伦理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高素质与专业化科技伦理人才队伍的重要使命。
近些年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提升，创新指数排名连续9年稳步上升，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二，实现了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由“跟跑”到“并跑”乃至在部分领域“领跑”的转变。但同时，中国学者论文撤稿事件、生物医学的争议性实验等科技伦理事件也时有发生。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不仅科技硬实力竞争更加激烈，科技伦理治理的“软实力”也愈加成为国家科技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亟须补齐科技伦理这一短板，增强“科技伦理竞争力”。其中关键的一环是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实现科技共同体乃至更大范围社会面的科技伦理素养的本质提升。
欧美国家较早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科技伦理难题，也较早开展科技伦理教育探索。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核心是将伦理责任融入科学工作者的创新研究过程及专业能力之中，而课程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有效载体，高水平科技伦理人才队伍是有效保障。
世界一流大学大都在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中，以及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教育中开设了伦理思辨类课程和科技伦理必修课、专业课，普遍设立了“伦理通识+专业学科+应用伦理”的课程。还有部分高校尝试在专业课程已有内容的基础上，增添伦理的维度，将伦理内容融入专业课程，如在“导论”课程中增加相关伦理内容，并与后续专题课程中的伦理内容相互呼应。此外，国外还出现了将科学、技术、政策、伦理等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混合课程”，成为国外开展科技伦理教育的一类重要形式。这类课程更多地依靠高校内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中心，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开设了“生命伦理、法律与生命科学”“伦理、生物技术与人类未来”等课程，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心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社会研究”课程，伦敦大学学院也针对本科生开设有“科学与伦理”课程。
在师资力量方面，世界一流高校中将科学与法律、哲学、社会学等结合的交叉学科机构为高校伦理教育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这些教师往往是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背景，对于当代前沿科学技术中的伦理维度具有较为准确的感知与深刻的理解，能够引导学生针对具体场景展开思辨讨论，在研讨科技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帮助提升学生在面对科技伦理抉择时的能力。
总的来看，顶尖高校中科技伦理教育的课程设置较为完善、课程种类多样、教学资源积累丰厚，并探索出“模块化”“基于叙事”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又有体系化的师资人才队伍加以保障，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体系相对完整。
我国虽已在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方面做出一些有益探索，但远未形成适合国情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为此，加快推进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需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高校中科技伦理教育课程设置零散化，往往根据学校或者院系自身特点设置，且课程属性以选修居多，无法涵盖所有相关专业学科的学生；二是缺乏适合国情的、高标准、成体系的可用教材，教授内容仍以介绍西方理论为主，与中国科技发展结合度不够，表现出的伦理思想和立场也较为散乱；三是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师资队伍组成因校而异，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缺少稳定的学术研究支撑，授课内容受任课教师影响较大。
加快推进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首先要尽快明确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定位。目前“工程伦理”课程已经正式纳入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科技伦理相关课程也应明确必修属性，使之成为相关专业学生乃至所有高校学生的“必修课”，达到“学完伦理再毕业”的教学要求，逐步探索将科技伦理课程纳入思政课程体系。其次，要加快形成一批精品教材等教学资源，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组正在组织相关院校专家学者开展教材编写工作。在课程教学之外，有必要针对新兴前沿科技的伦理问题在高校中组织专题研讨会，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形成经典案例教学材料，丰富教学形式。再次，要成批次、高质量地开展教师培训，加强科技伦理师资队伍建设，并以加强科技伦理专题研究为契机，建立科技伦理专门人才培养机制。
本着急用先建的原则，“十四五”期间，高校要在抓紧建设科技伦理学主课程的基础上，抓紧建设针对本科生、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技伦理课程。要发挥课程思政优势，让深刻蕴含着立德树人、科技向善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的科技伦理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亮色。
（作者：杨斌，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专项工作组组长）
